叁 历史的结局论

人类历史的行程,自古迄今,学者认为有一个不变的现象,和一个循环不已的挑战,便是善恶斗争。所以历史的结局究竟如何,是善是恶,为祸为福,久已成为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。关于这点,大率可分为悲观和乐观两派;但基督教历史哲学,却超乎这两种世俗的见解,而另有一种不同的看法。

甲 悲观论(或历史轮回论)

悲观论在我们东方,有极大的影响,例如:天下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乱久必治,治久必乱;以为人类历史,只是轮回,没有出路。又如,佛教,便认为五蕴皆空,法我俱无;三界流转,六道轮加,有情众生,无明不灭;生死烦恼,俱不离苦。但此又牵涉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问题,本书己另有论列,本章勿加深论。至于西哲的学说,限于篇幅,亦难尽述,兹仅略举一二,以概其馀。

一、柏拉图(Plato)历史循环论,渊源甚古,远在巴比伦时代,即已盛行,此说认为万事盛极必衰,治久必乱,合久必分;人类历史,实逃不出这一个循环的公例。柏拉图因袭此说,谓历史的行程,乃是一套继续不断的循环的圈子,在命运之神操纵之下,初为黄金时代,终则趋于没落;周而复始,终古如斯。

二、亚理斯多德(Aristotle)
氏亦承柏氏的馀绪,认为世界万物必然的结局,是循环的。惟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这种历史观,并未为后世史家所重视,以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;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,空前的毁坏,震惊了世人,这一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轮回论,遂因史宾格勒《西方的没落》一书的问世,引起了世人的注意,故特论之。

三、史实格勒(Oswald Spengler)
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,使一位德国学者史宾格勒对于近代文明产生极大的失望;从而对柏拉图的历史循环论,大感兴趣,因著《西方的没落》(Decrlne of the West)一书。氏本无藉藉之大名,徒因其说正好投合战后世人苦闷悲观的心理,遂一鸣惊人;其书不胫而走,风行一时,竟成为译成各国文字的世界名著。
史氏用生物学的法则,来支持并发挥其历史的循环论。氏谓各种文化,都是生物的机体,好像有儿童时期、少年时期、壮年时期、老年时期。又如四季,有春、夏、秋、冬。所以一切文化,有其发展时期,亦必有其衰落时期;并无进步,只是循环。文化之受命运的支配,犹如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一样。人类既被羁于这个循环轮回的历史之轮,便无从掌握其命运,因此历史只是一种无目的的往复轮回,毫无意义,只有战争是创造的动力。
史氏之论,在大战以后,轰动一时,我国学人,亦不免附和其说。殊不知这种历史观,乃是基于一时一隅现象所得之偏见与错觉,请析言之。

1.一则,他的历史观,仅以文化为基点,而抹煞民族国家及其他的因素,自属偏狭不全。
2.文化并非一个机体,乃为构成社会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的业迹,故其动力,非在被创造的文化之本身。社会虽系集个人而成,但社会非同个人,更非一生物有机体。从这个前提来看,则一切生物学的自然法则,根本无从适用到文化,则其一切比喻推论,自无从成立。
3.由于人类之罪恶,吾人固不否认日光之下,并无新事,(传道书一章)惟史氏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,不知人藉上帝的恩典,可以超脱这个循环轮回的命运。神虽为宇宙的主宰,但人却有自由的意志,而非被命运支配的机器。故史氏之说,乃陷于宿命论的窠臼。
4.史氏仅见人类文化没落的表象,却根本昧于原罪的真理,皮相之见,不能识透人类问题的症结;以是「饮鸩止渴」,他竟认为唯有战争是创造之动力。殊不知人类历史的推进,非尚「力征」,更非战争与仇恨。如仅重「力」而不尚「爱」,必致牺牲道德与真理。
5.上帝既为历史的主宰,在这一个前提之下,一切悲观的学说,实无存立之馀地。他掌管世上万事,任何遭遇,都在上帝的护理统治之下,无论为祸为福,为利为害,为胜为败,为兴为衰,为黑暗为光明,最后却必成就其最高的旨意。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,墩堪克(Dunkirk)的撤退,责无碍于诺曼地(Normandy)的登陆,以及最后的胜利。他使万事互相效力(罗八28);他造万物,各按其时,成为美好,……他自始至终的作为,人不能测透(传三11 ;参看罗一一33一36);外邦的争闹,君王的敌挡,只是令那坐在天上的发笑,终必为他的铁杖所打破(诗二);而人的忿怒,反要成全神的荣美(诗七六10)。关于史说之妄,著者于拙著《西方心灵之衰落》(The Spir-itual Decrline of the West)一书,另有详论。西方读者有出死入生之神迹。

乙 乐观论(或历史螺旋论)
倡是说者,重视人类社会的改良与革新,以及科工政教的成就。他们迷信人的力量,以为只要人类向上努力,不难改变历史,推进历史,实现黄金时代,建立地上天国。持此说者,实繁有徒,限于篇幅,仅举其要:

一、黑格尔
氏谓一切进步,乃是「正」「反」两力辩证发展,中和合一的结果。由于「绝对理念精神」的自由发展,以及杰出人才之贤明领导,不难实现理想的国家,臻于至善的境界。其说已见上文,兹不复赘。

二、马克思
他要藉社会革命,无产阶级专政,消灭资产阶级国家,建立理想的无阶级社会;深信此乃社会演进之科学的定律,不仅理有必然,而且势所必至。此亦已加批判,不复申论。

三、汤恩倍
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,这个世界,要成为天国的一部。氏以文明的兴起,在于应付挑战的成功,文明的发展,在于「创造少数」(Creative Minority)的领导群众,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,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;而文明的破落解体,则始于「创造少数」的自矜自负,致使「自我神化」、「制度神化」,并令群众失望离心。但氏又认为文明的兴衰,乃是形成「普世宗教」必经的过程。故人类之盼望,从宗教精神说,乃在基督教和回、印、佛各教的融合贯通;从社会制度说,乃在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的互相妥协;从政治关系说,乃在国际社会的团结统一。汤氏以为这样便能使罪恶的世界,成为天国的一部,实属一种天真的幻想。请申论之。
汤氏治学精勤,著作等身。其治史的方法,自命客观,不如一般史家仅知「平面的分析」,而复能作「立体的比较」;其所取材,包括二十六种文明,真是总摄古今,光芒万丈。就其否定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,如黑格尔的唯心论,马克思的唯物论,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,循环悲观论,以及一切伟人史观、心理史观、地缘史观等说,他对于史学的贡献,自未可完全抹煞。
但汤氏的史观,究仍不免有重大的缺陷。氏论文明之发生,由于「挑战」「反应」,不仅不能自圆其说,抑且不免自相矛盾。盖氏一则曰:挑战的分量,不能过重,也不能过轻,否则便不能激起成功的反应。但所谓过重过轻,殊难定确切的标准。且汤氏在驳斥自然环境说的时候,又说,同一自然环境未必能发生同样反应。氏并广征史实,谓欧亚草原,曾产生游牧型社会,但在阿根廷及澳洲那最利于产生游牧型社会的草原,并未发生游牧社会。又说可乐拉多河(Colorado)具有和美索波达米亚相似的自然环境,却并无相同的结果。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,但气候地质地形相似的欧洲多脑河,并非欧洲文明的摇篮。循氏此说,可见挑战与反应,环境与历史,未必有一定不易的必然关系。足证汤氏之说,实乃自相矛盾。
尤荒谬者,乃是他把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。他甚至说上帝也须受「挑战反应」原则的支配,所以必经魔鬼的试探,方能完成其救世的计划。这乃是因为汤氏于神的观念,根本错误。他把神与超人,混为一谈;氏虽高举基督,以耶稣为人类的救主,但是他的「基督观」,乃是所谓「超人的化身」,否认主耶稣的神性。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分际,以是他把「天国的奥秘」和「世间的小学」等量齐观,从而妄想把「上帝城」与「世俗城」揉杂一起,熔为一炉。这又可证「人智」之穷,不足探索历史问题的究竟。因此,汤氏虽比一般世俗的史家,稍胜一筹,否定了以往一切单一因素的主观的历史论,要指示人类向超人的天国境界迈进;惜其根本昧于天国的道理,终究限于人文主义的俗见,不能脱离世俗学者的窠臼。这是我们对此一代学人,不胜其遗憾的。
乐观论的史家,当然不止以上三氏,限于篇幅,不能一一论列。今人惑于达尔文、史宾塞之谬说,尤因科工技术之进步,迷信「人定胜天」,以为只要依靠人类的努力,即可实现理想的社会。此种理论,习非成是,人云亦云,几成教条;天真学者,幼稚青年,尤其盲从迷信,奉为金科玉律。所以魔鬼便利用人类不加深思反省的弱点,筑成了「坚固的营垒,拦阻世人认识上帝」(林后四4)。芸芸众生,蚩蚩者氓,都被「世界之神」所迷惑,便为「人间的遗传」、「虚空的妄言」,乐观的历史哲学所掳去(西二8)。其上焉者,则殚精竭力,妄想建造「巴别塔」,实现人间的天国;其下焉者,则「照常吃喝嫁娶」,浑浑噩噩,醉生梦死。根本无视世界的危机,不知「洪水来了」,要「把他们全都冲去」(太二四32一39)。因此,我们于此)对于这种庸俗而流行的历史乐观论,不能不加驳斥。

其一、乐观的基准,乃在人类之进步;但何谓「进步」,其实并无绝对的标准。盖所谓进步,可因人的主观而有不同的结论。概括的说,一般人固认为今人比古人进步;但同时慨叹人心不古,世风日下者,正亦实繁有徒。此并非不研究近代文化的顽固保守者的见解。现代社会学权威,苏鲁根氏(Dr. P. A. Sorokin),即著书立说,警告世人,谓人类的宗教灵性生活,乃是日趋堕落的,以是近代文化,流为一种体贴肉体的感官文化,降及今日,已呈解体毁灭之危机!更从实际的生活情况而言,今人物质生活虽较进步,但在精神生活,则更为痛苦。是则人类历史,究竟为进步,抑是退步,实大有问题。可见乐观的历史论,实根本无其凭藉之基准。此其一。
其二、退一步说,即使我们承认近代科工技术的进步,但这种进步,绝对不能作为人类前途乐观的保障。盖这些仅为工具,其对人类为祸为福,为善为恶,仍在人类之自决自择。例如医药进步,固属有益人类,但亦可变成化学战争的,屠杀人类的凶器。原子能固亦可造福人类,但亦正可毁灭世界。此即崇拜科学的箫伯纳氏(Bernard Shaw),亦公开承认,谓科学已根本破产,科学本想建立地上的天国,却不幸导演自杀的悲剧。箫氏本迷信科学,反对宗教,但他现在面对无神论的悲剧,不能不放弃他对科学的信仰!
其三、进步论者,还有一个根本的错误,便是昧于圣经的真理。他们不知道人类由于原罪与堕落,人类根本无法为善,「世人都犯了罪,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」;「没有行善的,连一个也没有。」(罗三23、12)乐观派的历史观,完全以人为中心,不是以神为中心,否认了上帝的主宰,不知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,都在乎他,」(徒一七28)他们以为人类进步,乃是一种自然的程序,强以自然的定律,来适用到人类历史的法则,误信徒靠人的自力自义,可以实现人生和历史的理想,建立地上的天国。他们认为历史荣耀的结局,乃在社会的进步,人类的成就;根本无视上帝的统治和引导,实乃盗窃上帝的荣耀。

丙 结论
基上所论,乐观论和悲观论的历史观,乃各有偏,俱非尽当;所谓「乐观」与「悲观」,实在都是世俗的浅见;因此,基督教的历史观,乃是超乎二者之上。质言之,一方面,我们承认人类的堕落失败,没有希望;但对于那轮回宿命的悲观论,却不苟同。他方面,我们相信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和中心,他的旨意与计划,终必成就,而有无限荣曜的盼望;惟对于那迷信「人定胜天」,可由人类努力,建立地上天国的螺旋式的天真幼稚的乐观论,又复大异其趣,
复次,基督教的历史观,虽不同单纯的乐观论与悲观论;但亦并非即为介乎二者之间的,或把历史分为不同之两极的二元论(详见下文)。因为神乃历史之主,他对这个世界,乃有整个计划,而且到救主再来的时候,这暂时分开的「上帝城」和「世俗城」的两个境界,是要因神的最后胜利而消弭的。我们对于人类历史,虽未敢存天真乐观的想法,但亦绝不厌世悲观。我们有「信」「望」「爱」三宝(林前一三13);从「信」生「爱」,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,并爱人如己,奉献身心,荣神益世,又复生「望」,对于历史的结局,存着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盼望(林后四17;启二一)。上帝虽然超越人世,但他却用其无比的爱,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,作我们的救主;籍着耶稣基督,上帝住在我们中间(约一14;并参提前三16),到了末期,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,就把国支与父上帝;那时基督必要作王,一切仇敌都要放在他的脚下(林前一五34一35)
总之,基督教的历史观,既非单纯的悲观论和乐观论,亦非割裂历史的二元论;而后上帝乃为历史的主宰,整个人类的历史,乃是以主耶稣基督的降世与再临为中心,人群历史最后的归趋与结局,乃是上帝在永世中的计划,籍着圣子救赎的恩功,以及圣灵感化的大能,要完全成就;神的众子,要照他的应许进入有永义永乐的新天新地的荣耀里(来二10 ;彼后三13),关于此义,容于下文再加详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