贰 社会改进的徒劳

我们并不否认古往今来,各国志士仁人改进社会的企图与努力。他们悲天悯人,困心衡虑,千方百计,救偏补弊、欲挽既倒之狂澜,救人类于浩劫;要「为天地立性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」惟其志虽属可嘉,其效却大可疑。兹分教育、文化、伦理、道德、经济、政治各方面,加以分别的检讨。

一、为致力于教育的发展,以及科学文化的进步
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(Dr. P. A. Sorokin)认为这乃重蹈始祖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覆辙,其结果势将摧残人类自己的生命。箫伯纳氏(Bernard Shaw)一生崇拜科学,结果也痛切忏悔,坦白承认他所迷信的科学,现已宣告破产。他说科学本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——千禧年国,但现却在导演人类自杀的悲剧。氏本反对宗教,妄想消灭千千万万宗教信徒的信心,孰意现在他回身看到无神主义者的大悲剧,也不得不废然而返,放弃他对科学的信心。是可证教育文化的推进,并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。

二、为致力于伦理道德的重整
此派的失败,乃在未务其本,致道德失其至圣至善的基准,尤无推动实践的动力。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,本末倒置,误以道德为宗教的基础,从而以道德取代宗教的地位;结果,道德卒成无根之木,无源之水。诚以圣洁公义,乃为上帝的属性;道德的律法,应以上帝为其至高的立法者。且「肉体之中,没有良善;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,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」,肉体里面犯罪的律,常和上帝的律,交战反抗。虽想「诸恶莫作」(佛家语),结果反倒去作,虽想「众善奉行」(佛家语),却是力不从心(罗七14一18);终究不能达成「知行合一」,「天人合德」(儒家语)的境界。藉曰人能存心养性,修身明德,惟世人之义,终非至圣至善,在神面前,「都像污秽的衣服」(赛六四6);绝难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」,合于上帝公义的标准,配作天国的子民(彼前一2;彼后一4;太五20)。是可证道德重整,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。

三、为致力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,国计民生的改善
此派认为「衣食足,知荣辱;仓凛实,知礼节。」以民生之康乐,衣食之均足,乃社会生活和谐之基因。殊不知「人活着,不是单靠食物」(太四4)。物质生活的进步,不能解决人类精神道德的问题。据专家统计,自纪元前五○○年至一九二五年间,战争之发生,乃在物阜民富之国家;而自一八○○至一九一四年,欧洲社会经济改善进步,远胜往昔;其国民之生活程度,且提高百分之二至五,而却发生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现在二十世纪,科工之进步,人类物质生活水准之提高,允称空前,史无前例;惟革命政变,此起彼伏,一波未平,一波又兴,世界人类,反无宁日;而盗窃、自杀、神经失常、精神痛苦,情况严重,更为空前。最可注意者,欧美物质文明为最进步,而自杀率反较落后国家为特高;美国平均每二分半钟有一人企图自杀。日本国民经济在亚洲为最繁荣,而其自杀率亦为最高!是可证经济改进,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。

四、为致力于政治的改革
自法国卢梭倡「民约论」,民主自由,几成天经地义。惟是:「人民权力,苟无限制,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人类行施其权力,不可漫无限制。只有上帝方是无所不能,因为只有他的智慧公义,才能和其权能,互相平冲。」准斯而论,民主自由,如果脱离上帝,乃是非常危险的,并非国家之福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,亏缺上帝的荣耀;如再予以极端的自由,势同与虎添翼,任其放纵私欲!例如现在美国人民,离弃圣道,放任自由,人心陷溺,学风窳败,少年犯罪,情势严重,即其明征。且稽诸往史,各国政制,无论其为君主,抑为民主,仅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差,根本无关宏诣。查上述纪元前五○○至一九二五年间,战祸频繁,其在民主国家和君主国家,初无轩轾。在比较民主的国家,如希腊、如英、如荷,平均每五·四年,七·九年,八·一年,十二·一年,有一次战乱。而在君主国,如罗马、如拜占廷、如德奥、如俄国、如西班牙,则平均每七·五年,六·一年,五·九年,五·八年有一次战乱,可见任何政制,都不能安邦定国,臻于洽平。是又可证政治改革,也终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。

因此,社会学家苏鲁根氏(P. A. Sorokin)认为人类今日之危机,其症结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;乃在科学、哲学、伦理、宗教……彼此无谓的冲突。苏氏认为任何人为的制度,都没有绝对的价值,只有超越向上,求神的国和他的义;先求荣耀上帝,人类一切冲突,才能归于冰释。因此他强调理想社会的建设,不能枝枝节节,仅从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各方面作俘表的粉饰,而当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的更张、纯化与提高,以精神代替物欲,以上帝代替物质;这才是使神人和好,使国家社会和平康乐之基本要道。他又以史实证明,一切战争,从未止制战争;而一切革命改造运动,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。人类一切改造社会之企图,结果只是心劳日拙。因此苏氏主张,唯一有效的消弭人类社会灾祸之道,厥为求一切宗教、道德、科学、哲学价值之合于至道。易言之,一切都应以天国崇高的道德价值为基准为指标;否则一切政治社会的更张与革命,非仅无益,且反有害,适足为魔鬼利用,成为人类毁灭的厉阶。苏氏并指出这个唯一有效的消弭社会祸乱之道,二千年前主耶稣早已晓谕,便是:要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」(太六33)。人类如果离弃了天国的道理,则人类命运,只见灾祸危机,相逼而来;痛苦烦恼,永难自拔。综氏所论,近代社会的根本病症,乃在低级的感官文化之发展,脱离了天国的理想;挽救之道,唯在求一切文化道德的价值与天国的大道相合一。苏氏之说,如用我国的成语来表达,可说是一种「天人合一」论。他的道德,自比一般世俗学者为高明,因此辄被他们所讥嘲,吾人对于这一位学者的苦心,自深表同情,今春作者面晤苏氏,亦相与谈及斯义。惟尤有进者,倘苏氏于天国的奥秘,福音的真理,能作更亲切的阐扬,他的「天人合一」论,庶不致有我国儒家和一般「自救论」(Auto一Soterism)学者的缺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