伍 教会对文化之使命

基上所论,吾人当可清楚认识圣徒对于文化应负之使命,实在异常迫切而重大。魔鬼一贯的诡计,便是要试诱人类,偏离圣道,悖逆真神,从而争取文化领导权。初则唆使首先的亚当抗命摘食悦人眼目的禁果,后又胆敢试探末后的亚当,吩咐石头变食物;而不知神的道,乃是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」,这些东西,神便会照他荣耀丰富充充足足地赐给世人(太六31-33;腓四19)。其次,魔鬼的哲学,便是用「岂是真说」,「不一定死」种种说法来诱惑世人,动摇其对神的信心,抗拒神所定的诫命,认为这样便能「眼睛明亮」,能「有智慧」,而且「便如上帝」(创三5-6)。质言之,照神的道,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」「(诗一一一10;箴九10);而魔鬼的哲学,则以不信上帝,怀疑上帝,乃是智慧的开端。(查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,我国新文化运动首领胡适之流,均随从魔鬼哲学,谓学问之道,首贵「怀疑」!)观此圣道与魔道,乃是针锋相对,根本冲突。而魔鬼一贯的计谋,处心积虑,便要敌对神道,争取文化哲学的领导权。

因此最初基督教和希腊文化接触,便开始和世俗文化相搏斗。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之时,亚力山大已经征服巴勒斯坦三百六十年之久,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诡辩,即已带有希腊辩证的方法。哲学家承柏拉图之馀绪,便开始用希腊哲学曲解圣经,此便为以后诺斯底异端(Gnostics)之厉阶。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古邦,因此我国学人,当引此为鉴戒,不可以中国哲学来牵强附会,曲解圣经,致蹈诺斯底的覆辙。查诺斯底异端,把上帝视为一位「大而不可知者」 ( The Great Unknown),把主耶稣当作世界和上帝之间的媒介之一,并非独一的中保,唯一的救主。他们特别尊敬「大母」(The Great Mother),便是所谓「苏菲亚」(Sophia),即是「智慧」,因为反对「因信得救」,就另倡「因知得救」的邪说。今日「基督教科学派」(Christian Science),即是此种异端的恶果。同时又以身体为恶,遂重苦行,以为得救之道,乃在使灵从物质的身体中得到解脱,从而又反对「因信称义」,以为须靠行为得救。保罗在罗马被囚之时(约在主后六#至六三之间),那时歌罗西教会,受了柏拉图学说和诺斯底异端的影响,遂写信给歌罗西教会,指斥他们的错误,强调主耶稣乃是唯一的中保,独一的救主,有具足的救恩,绝对不需要其他的「媒介」或「苦行」等救法,这乃是保罗作歌罗西书的背景;而其中心则为二章八节:「你们要谨慎,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(哲学)和虚空的妄言,不照着基督,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,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,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」

初期的教父,都坚持这个立场,抨击异端邪说,如特土良(Tertullian, A. D. 165一220)便为著名辩道者,他尝警告时人: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两个中心,一则以神为本,一则以人为本;有了耶稣,一切辩护,即迎刃而解。他如拉克坦西(Lactantius,A.D.260一330),斥荷马(Homer)的著作,仅为人的作品,不能使人晓悟神的真理。耶柔米(Jerome,A. D. 347一420)复谓何拉西(Horace)、韦吉尔(Vergil)、西塞禄(Cicero)诸氏之杰作,若和诗篇、福音、使徒著作,分别对比,便相形见绌,判若天壤。米兰大僧安伯罗斯(Ambrose of Milan,A. D. 340一397 ;查奥古斯丁,尝从氏游,服其辩才,由是悔悟,皈依基督),斥科学家的宇宙论,荒诞不经,直同异教邪说。自是以降,直到改教运动,教会代有杰出之士,对世俗学者的谬论邪说,加以驳斥。马丁路德甚至说「属血气之伦的理性」(Natural Reason),「乃是魔鬼的新妇」 ( The Bride of the Devil)。经云:「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」(林前二5)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亦自承无知,亦不能授人以知。乃后之学者,误以哲学为真理,迷信人智,偏离真道;徒骛「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、似是而非的学问」;予智自雄,作无谓之论辩(提前六20一21 ;提后二23);争一日立短长,其实已「偏离了真道」。由于希腊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合流,益以罗马的「君王崇拜」和「权力崇拜」、西方文化,和基督圣道,遂背道而驰;彼此精神,完全异趣。自所谓「近代哲学之父」笛卡儿以后,由于本体论的偏差,近代哲人,遂迷失于旷野的枯骨里(结三七2)。他们虽或高谈上帝,却是始终找不到上帝。笛卡儿便发明了一种所谓新的方法,以其自我存在,为一切思想的起点,摆脱神学家思想的束缚,以为一切学问,当始自怀疑;一切知识,乃源于自我;一切真理,当以自我理性为衡量判别的标准;而个人才成为最高的主权者;我们人类「生活、动作、存留」(徒一七28),乃不在「神」,而唯在「我」。这不仅根本颠倒了圣经的真理,而且使「血气的哲学家」(Natural Philosopher),都成了主观理性的俘虏。自康德「纯粹理性批判」问世以后,上帝的位格,遂被否认;现代人和上帝,遂失去了与神位格的关系;而所谓宗教的道理,亦只能以人的理智为范围。质言之,现代哲人,事实上乃自登上帝的宝座,而把一位真活的上帝,逐出了世界。

现代科学进步的结果,使教会与文化,日形疏远脱节,教会对于世界所能施展的影响,日见衰微;基督圣道,对于现代文化,几乎彼此隔绝,不生关系。现代文化界人,他们的思想,对于福音,尤其漠不关心。其实他们并非完全有真正反对的理由,而仅是不问情由,深闭固拒。基督教,本来并非哲学,根本无从引起哲学上论辩的可能;基督教仅是宣告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,传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;不幸现代的思想界,虽自炫态度客观科学,对于这一个救世的福音,历史的事实,却不加正视,绝对否认。而现代文化,乃是一个不可漠视的雄大的力量,若不使其信服圣道,实为福音莫大的阻力。惟如何使其信服,又非仅诉诸情感所能济事;复须从事理智的阐释。这并非说,扫除了理智上的障碍,或靠理智上的辩证阐明,便能使人信服,因此得救;这当然须持圣灵的大能。但我们却不可以为只要依靠圣灵,自己便可不必运用思想。我们不是木偶,圣灵的运行,往往也和我们心智的努力,互为表里,互为因果。我们应当反省,教会对于现代文化,对于知识分子方面的事工,并没有充分运用思想,从理智上加以研究,对症下药;以致造成现在教会与文化,彼此脱节,甚至对峙敌视的情况,这是我们应加检讨的重大问题。

但从另一面来看,目前对峙的形势,虽甚严重,上帝也未始不可藉此来提高我们的警觉,启发我们的思想,砥砺我们心志,使我们成为勇敢的信心的斗士,辩道的干城。今日教会面临现代文化的挑战,亟需另一种好学深思的宣道人才,起来应付挑战,从而向现代文化挑战。惟是,这一种斗争的意义,其一,并非仅为应付圣道的敌人,而复须对付我们灵性的退落,思想的怠惰;其次,不可感情冲动,意气用事,而须多多祈祷,深深思索;其三,这一种斗争,并非仅仅应付当前表面的问题,而尤为解决人类属灵的永恒的问题。现在人类,对于国家社会的改造,科学技术的进步,都很关心,且似都有答案;惟于罪恶、生命、死亡、救恩、上帝,这些对于人类永远祸福所关的最基本的问题,却不闻不问,漠不关心,尤且怀疑不信,引起无穷的辩难。我们对于这些问题,应当把我们「心中盼望的缘由,就要常作准备,以温柔、敬畏的心回答各人」(彼前三15)。并且针对现代文化的病态,现代学人的心理,予以明确的指正,凭着上帝的恩典与大能,照着上帝的旨意与时间,使这一个邪恶悖谬怀疑不信的时代,发出信心的光辉;从而使人类文化,化于圣道;使神国降临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,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不是我们要垄断文化,更不是要摧残文化、毁灭文化,而正乃是为挽救文化。诚如史家汤恩倍氏说,希腊罗马文化之衰亡,不是由于「谋杀」。(参看上文第二节)现在人类目无上帝,正在重蹈造「巴别塔」的覆辙,重演罗马衰亡「自杀」之悲剧;而照专家的估计,一旦原子战争突然爆发,数千年来所谓人类文化的业迹,可于半小时内,化为灰烬!当兹人类文化,世界命运存亡续绝之交,教会使命之重大,诚千百倍于往昔。上帝就是爱,他在永世里所定的计划,始终是要拯救世人,免于沦亡。用约翰本仁(John Bunyan)的杰作《天路历程》(The Pilgrim’s Progress)的名词来说,其「总路线」乃是要领导世人从「灭亡城」 ( City of Destruction)到「锡安山」 ( Mount Zion),而进入永远的荣乐之中。这是世界人类的盼望,也是基督圣徒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基本观念,以及复兴文化和道化世界的神圣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