叁 人本文化之病态

人类文化,乃有两方面的关系,一为人类对外物之治理(创一28);一为人类对上帝的责任(创二17;出二○3-11)。不幸人类受了魔鬼的试诱,以为「悖逆」「上帝,是智慧的开端」,听了魔鬼的唆使怂恿,竟无视上帝的吩咐,擅食禁果,以为这样便能像上帝,和上帝一样聪明(创三1-6)。这一个偏差,却惹起了滔天的大祸,种下了人类灾难痛苦的祸根,失去了他固有的乐园。人类遭此厄运,非但不知悔悟,反而自高自大,妄想造塔通天,传扬己名(创一一1一9);顶天立地,自立「人极」;否认上帝,自比神明,自登上帝的宝座,自建已失的乐园。这乃是不信上帝、悖逆上帝、高举人类的人本主义的世俗文化的本质;也是今日文化失调,文明解体,根本症结之所在。

魔鬼一贯的作风,便是要人争逐外物,藐视神道。最初魔鬼向首先的亚当——人类始祖的试探,乃是要怂恿他吃悦人眼目的果子,悖逆上帝交付的诫命。以后向末后的亚当——人类的救主,耶稣基督的试探,也是怂恿他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食物;但是主耶稣仅拿一句话,便败坏了魔鬼的诡计;回答说:「经上记着说:『人活着,不是单靠食物,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』」(太四4)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:第一是资生之物,第二是上帝的道;人类不可徒骛物质的乐利,而尤应尊重上帝的旨意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又说:「不要忧虑,说:吃什么?喝什么?穿什么?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,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,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,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」(太六31-33)著名圣经学者莫尔根氏(G.Cmpbell Morgan)诠释主受试探的经文说,魔鬼向主耶稣的试探,叫他先要求食物;而神的话,乃是要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」,这一个本末先后的次序,乃是魔道和神道,所由判别的基准。人类不能违反上帝的道,不能颠倒上帝所定的本末先后的次序;否则倒行逆施,结果乃是螳臂挡辙,势必自趋灭亡!

汤恩倍氏有言曰:人类最大之不幸,乃在昧于人类和上帝的关系,而仅作外物的追求。人类历史的重心,非在科学、非在技术、非在经济、非在物质;一切人为救世法,俱已失败,人类唯一希望,乃在「超人化身的基督」。此乃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比较分析所得的历史科学的结论。故戴维四氏(Donald R. Davies)说,汤氏《历史研究》一书,直可更名为《原罪学》(The Science of Original sin)。「六千年人类的历史,对人类启示了一个历史定律,便是人类一切努力,结果只是心劳日拙;人类沉沦的命运,已非人力所能挽救。」屈鲁柏德氏(D.E.Trueblood)也说:现代文明,乃似「瓶中之花」,虽觉鲜艳夺目,却已失去命脉,不久必趋情谢。此乃人本主义的文化致命的缺陷,亦为当前人类莫大之危机。

中国受了近代西洋文化的挑战,同时又惑于所谓科学民主表面上的成就,要想挽救中国贫弱祸乱的厄运,于是文化运动、革命运动,相继应运而生。首有张之洞等的「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」的新政运动;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,后又有陈独秀、胡适之等的新文化运动……结果非但无补时艰,反而带来了民族的灾难,使国家民族陷于更惨苦的境界。诚如苏鲁根氏说,证诸历史的事实,一切战争,其目的本想止制战争,结果只是酿成更惨烈的战争;而几千次的革命运动,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。人类一切改造的企图,结果只是心劳日拙。从另一面看,和胡适之等「全盘西化」运动针锋相对的,又有陈立夫等的「中国本位」文化运动,以及近数年来钱穆、唐君毅等的儒释各教的文化复兴运动,这正是著者本人在皈主以前,和钱唐诸氏共同的宏愿(作者不仅和他们志同道合,且曾共同合作兴学江南。参看拙著《原道》页一八四)。前年自由中国,因为提倡「全盘西化」的胡适之先生发表了一些菲薄东方文化的话,引起了激烈的论辩,并且闹意气之争。殊不知无论是「全盘西化」或「中国本位」,都不能解决人类问题。诚如梁寒操先生说:「宇宙是无穷,人生也无穷;宇宙和人生的知识更是无穷。在真理的大海上,稍为获得了一种知识,便『予智自雄』,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。」因为科学哲学,无论其如何进步高深,都不能穷宇宙人生之奥秘;终「不能测透上帝丰富的智慧知识和判断」,终不能超越物质与自然的范畴,时间和空间的限制;而人类问题的究竟,乃是超乎时间空间和物质自然的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写道: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,里外部写着字,用七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:『有谁配展开那书卷,揭开那七印呢?』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,没有能展开、能观看那书卷的。因为没有配展开、配观看那书卷的,我就大哭」(启五1一4)!这乃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悲哀,我们也应为他们「大哭」!法国天才科学家,巴斯格氏(Blaise Pascal)十六岁时已完成关于投影几何学的名著;二十左右,已作各种惊人发明,对物理学和科学方法有钜大贡献。但是他对人生的奥秘,却不能了悟;痛苦烦恼,无以自遣;尤感人生离神,境况悲惨,而科学哲学,终不能解答他的问题,氏遂转而研究圣经。某夕展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,神忽向其显现;当年摩西所见「荆棘中之火焰」,充满其室,上闻主声曰:「亚伯拉罕的上帝,以撒的上帝,雅各的上帝,不是哲学家的上帝,不是学者的上帝」……自是转迷成悟,始知科学哲学,不能使其认识真神,遂敝屣科哲,获得无上喜乐平安。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半之事,巴氏曾亲缮于羊皮纸上,现仍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。即我国鼓吹人文主义的学者,如唐君毅先生亦公开宣称:「到了现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之人文主义,均只能在现代文明之偏弊之压抑下,在一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,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,都同样遭受到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胁。这些重大威胁的本源,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福利社会的;但今天人类已无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;于是那些创造出来,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,遂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。」惟是,人类所以「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」,其症结乃在人类悖弃了宇宙万物的主宰,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,以是文化遂成跛行的发展;人类所「创造出来,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」,反而「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」。故人类之盼望,固不在科学,也不在哲学;虽不在西方,也不在东方;而乃在知所自返,皈依救主,敬畏天地万物,文化历史的主宰,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。

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(P.A.Sorokin)指出今日人类之危机,乃在「感官文化」之解体,又谓一切人为的制度,均无绝对的价值;只有超越向上,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,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,人类文化的更张、纯化与提高;以上帝为中心,求上帝的荣耀;才能谋神人的和好,天人的合一,以及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人类的和平与乐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