肆 民族衰微之主要因由

自汉以后的儒家,尤其是宋明的理学家,都以承继道统、恢宏圣道为己任。他们都异曲同工的藉着「天」和「太极」等概念,来阐发宇宙的奥秘、人生的大道。例如:

1.董仲舒说:「天者,群物之祖也。」

2.张横渠说:「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」氏以天地比父母,世人为天地之子女;人之体质理性,均由天赋,故均为同胞;只以气质不同,有清浊之分。

3.周敦颐著《太极图》及《通书》,以太极为宇宙创造者。氏说:「一动生阳,一静生阴」,「阴阳变合,生水火金土」,而生万物。万物之性之理,均本「太极」。

4.程明道说:「天地之大德曰生,天地姻媪,万物化生。」氏以「气」为「乾元」,为宇宙本体。体气分阴阳,阴阳交感,化生万物。又以交感有偏正;正为人类,偏成万物。

5.程伊川说: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」,「万物各具一例,万理同出一源。」氏以宇宙成因,不外「理」、「气」。理,行而上,为内在的;气,行而下,乃外在的。惟氏又以为「心即性,性即理,理即道,道即心」,实出一源。故只须尽心,即能达「人天合一」之境。

6.陆象山:则以太极为万化之根本,就宇宙言,乃「天下之大本」;就人言,则为人类之「本心」。

7.朱熹:亦谓天地之间,有理有气。「理」为形而上之「道」,生物之「体」;「气」为行而下之「器」,乃生物之「用」。理为发动万物之原始动力;气则仅为太极造物之工具。氏谓:「太极只是一个理学,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。在天地言,天地中有太极;在万物言,则万物中各有太极;未有天地之先,毕竟先有此理。」朱复说:「风起见雨,震雷闪电,花生花结,非有神而何?自不察耳。」

8.邵康节说:「万物生于天地,天地生于太极;太极,即是吾心。」

查儒家以万物始于大一,即太一,即元气。《广雅》云:「太初,气之始也,」《易系传》云:「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。」《五经通义》说:「天神之大者为昊天上帝,昊天上帝,即天皇大帝,亦即太一。」是则所谓「大一」、「太一」、「元气」、「太极」,实即「昊天上帝」之别名。儒家这种天道观和上帝观,显然是一种玄学的空想——把一位全善全爱、全知全能、至尊至圣、永有永生的真神,变成学者「昏暗」「无知」(罗一21)的幻想,把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,变成受造的天地万物,乃至一堆主观虚构的名词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说:「他们虽然知道上帝,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,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,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自称为聪明,反成了愚拙;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,……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,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,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」

失诸毫厘,谬以千里,儒家学者,虽存着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」的崇高胸怀;但是他们那种「太一」、「太极」等虚幻的观念,非但不能使他们达到所谓「天人合一」、与「真神契合」的境界,而且即是他们所阐论的「观念」的本身,也因过于虚幻,从而发生了极大的矛盾。

谈宋明理学者,大都以程、朱和睦、王对立,视为宋明理学之两大中心。但他们的中心思想——太极观念,陆象山和朱晦庵,便因认识不同,各异其趣。

陆象山对「太极」的认识,认为是万化之根本,形而上的道,而且认为体用一源,体即是用;故太极之上,便不应再有「无极」。因为他既认为体用不可分,自不能再有加「无极」之理,如加「无极」,便为重叠。其次,氐谓「极」应训「中」;义同《书经洪范》「皇极」之极,又同《诗经》「立我蒸民」,莫非尔「极」之「极」,均为「中」的意思。「中」乃中庸未发之中,乃天下之大本!「极」与「中」,就宇宙言,乃为本体;就人说,乃为本心。体用本为一源,不应加以分割。

朱熹的见解,则认为「太极」「无极」,乃相互为用,不可偏废。他说:「不言『无极』,则太极同于一物,不足为万化根本;不言『太极』,则无极沦为空寂,不能为万化根本」。至于「极」应训「中」一节,朱又认为大谬不然。朱氏于其致友人张南轩书中,论及此事有言曰:「人自有生,即有知识,事物交来,应接不暇,念念迁革,以至于死。其间初无顷刻停息,举世皆然也。」「然圣贤之言,则有所谓未发之中,寂然不动者,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,而指夫暂而休息,不与事接之际,为未发耶?尝试以此求之,则混然无觉之中,邪暗郁塞,似非灵明应接之体,而几微之际,有一觉焉,则又便为已发,而非寂然之谓。盖愈求而愈不可见,于是退而求之于日用之间,则凡感之而通、触之而觉,盖有浑然全体,应物而不穷者,是乃天命流行,生生不已之机,虽一日之间,万起万灭,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。所谓未发,如是而已;失岂别有一物,限于一时,拘于一处,而可以谓之中哉!」

准斯以观,儒家的天道观念,不但虚妄空幻:而其所谓「太极」、「无极」等等的理论,尤复莫衷一是,自相矛盾。夫「本立而道生」,「物有本末,事有始终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」我国先民了悟到的「天道」,我国民族固有的敬畏「上帝」的宗教信仰,乃被那些以承继发扬中国道统为己任的学者,建立在一个虚妄空幻互相矛盾的基础之上,则又何怪真道的种子,在我们中国的本上,不能生根发芽。

当然,中国民族宗教信仰之堕落,不能完全归咎于儒教和理学,而尚别有其因由。其一,为自汉以后道教的变质,术士巫女,出入宫廷,肆其邪术,惑上欺世。魏晋六朝以后,民族衰微,人心陷溺;因果相乘,尤使低级宗教观念,迷信风习,乘时横决。上焉者,修仙炼丹;下焉者,交鬼降魔,益使纯正宗教,基督圣道,无从发展。其二,则为无神论的佛教之输入,其于民族精神影响之惨烈,即韩愈亦已有先见之明,曾为文痛辟,且谓「乱亡相继,事佛求福乃反得祸」!惟关于释道两教的得失,不属本文的范围,须待专书,另加论列,兹不涉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