贰 哲学的起点

亚理斯多德尝说:无论吾人爱好哲学与否,事实上都不能不讲哲学。广义的说,哲学乃是人类在考察宇宙人生问题以后,所形成的一种思想形态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,乃在其对人生的目的和命运,有一种感觉,一种想法;一个人如浑浑噩噩,仅求温饱,毫无思想,便与禽兽无异。所以,最广义的说,凡属人类,都是哲学家。

但是,哲学有真伪。哲学和科学不同。照史宾塞(H. Spencer)的说法,科学为部分的系统知识,而哲学则为整全的系统知识。宇宙万象,绝不是独立的,不是单独为其本身而存在,而乃超越其本身,和整个宇宙及其他事物,有息息相通,不可分离的关系,并且须照创造宇宙万物之造物主的旨意而存在。以是哲学家的任务,和科学家不同,当追溯宇宙万物之根源和目的——那便是创造万有的上帝。故真正的哲学,又必是基督教哲学,乃是以上帝为起点;而宇宙万事,乃是以上帝为依归的整体。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,倚靠他,归于他(罗一一36)。
于此,可知哲学真伪之判别,乃是决定于其起点与立场。古希腊物理学家,阿基米德(Archimedes,c. 250B. C.)尝说:「只要给我一个立场,我便能移转乾坤。」(“Give me a fixed point, and I will move the earth.”)语云: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。人类最大的悲剧,乃在始祖一念之差,随从了魔鬼的哲学,以为摘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,便能「如上帝」,「有智慧」(创三4-6)。这乃是非基督教「内在哲学」 ( Immanent Philosophy)的根源。而基督教哲学的起点,乃在我们敬畏上帝的心灵深处。经云:「敬畏耶和华,是智慧的开端;认识至圣者,便是聪明。」(箴九10)「一生的果效,是由心发出。」(箴四23)我们和神的关系——敬爱他,还是悖逆他,乃是决于一心。始祖的犯罪,人类的堕落,乃在违犯上帝的诫命,相信魔鬼的宣传;而我们得救重生,亦端赖圣灵使人心意更新,使人心转离悖逆上帝的道路,皈向基督,与神和好,与神性有分。人心不能中立,它若悖逆不信,便不能重生更新。我们若不决心皈依救主,作新的被拣选的族类,属上帝的子民,必沉沦于旧的灭亡的世界。故基督教哲学的起点,乃在一个悔改皈依,而重生更新的心。唯有这个心,才能接受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。反之,非基督教的「内在哲学」的起点,乃是在一个背道不信的心,它乃无分于神性,无分于基督,对于上帝的启示,福音的真道,蔑视厌弃,深闭固拒;而唯「神化自我」,在被造物中找寻安息,自我陶醉。「他们虽然知道上帝,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,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,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自称为聪明,反成了愚拙。」(罗一21一22)非基督教哲学,虽有各种不同的学派;但它们都是建立在歪曲的宇宙观上,神化被造的现象,甚至否认宇宙和上帝的关系;以是根本不能认识造化的本源,窥测真理的整全。他们的起点,既不在上帝和基督;他们的目标,乃在求人的荣耀和主权。特别自文艺复兴运动,和启蒙运动以后,他们迷信理性,谓人乃有其「无限之完全性」(Infinite Perfectibility);又复崇拜科学,以为人定胜天,可以主宰世界。此种离神背道的思想,遂使人类文化,成为无根之木,「瓶中之花」,降及今日,遂呈没落解体,分崩离折之险象,复使人类面临空前未有之危机。此非吾人之苛论,即非基督教的学者,如十八世纪的卢梭(Jean Jacques Rousseau),早已有先见之明,为文痛诋。甚至一生反对宗教,迷信科学的箫伯纳(Bernard Shaw),亦承认科学破产,正在导演人类自杀的悲剧。

夫本立而道生;失诸毫厘,谬以千里。非基督教的「内在哲学」之起点与立场,既在人而不在神;不信「敬畏耶和华,是智慧(哲学)的开端」;自不能超越凡俗的境界。它要自立「人极」,以「人为万事的尺度」;它所从人找到的亮光,不是真光,乃是假光,自不能对宇宙人生问题,作正确究极的解答;它妄想「神化被造物」,却不能认识造物主。由是可见「内在哲学」和基督教哲学,起点既各不同,本质亦复异趣,两者根本没有妥协合流的馀地。征诸史实,自来所有这种妥协合流的企图,非但无益,而且有害。例如,在初期教会,便有游斯丁(Justin Martyr),想和斯多噶派(Stoics)妥协;后来俄利根(Origen)、居伯良(Cyprian)又想和新柏拉图派调和。到了中世纪时代,这种合流的企图,益趋强化,经院学派,想谋天启和人智的调和,要用哲学的理论,证明教会的信仰和人间的悟性,并不冲突,这乃助长了后来人文主义的气焰。到了改教运动,始把基督教哲学和「内在哲学」的界线,加以划分。前者乃本诸神的启示,以圣道为圭臬;后者乃出自人的经验,以理性为权威;二者不能有妥协的可能。马丁路德,乃袭渥肯(William Occam)之说,仅就「自然」(Nature)与「恩典」(Grace),理性与信仰,加以判别,尚未彻底。加尔文则强调主耶稣有统驭万事的权能,他的旨意,乃掌管人类全面的生活与思想;复以圣经为神的道,人类科学思想,当完全以圣经为基准,这才奠定了基督教哲学的根基。不幸,到了笛卡儿——所谓近代哲学之父,他乃崇尚理性,菲薄神学;力排传统的旧说,谓一切学问,起自怀疑;真正知识,须从自我理性中求之;人乃主权者,须摆脱神学思想的束缚。以后号称新神学鼻祖的施莱马赫(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)又想证明真正科学哲学的道理,可与基督教神学和真正宗教,互相协调,并行不悖。但结果他那一套牵强附会的理论,却遭到当时德国学者一致的攻击。一方面,正统派神学家攻击施氏妄以哲学取代基督教的真理。一方面,哲学家也讥讽他既不忠于哲学,也不忠于他的宗教。甚至敬仰他的史脱劳司氏(D. F. Strauss),也攻击施氏,说他初则把哲学出卖给神学,继则把神学出卖给哲学。可惜今之新派学者,不知引为鉴戒,仍蹈施氏覆辙,且复变本加厉,自丧信守,自毁立场,不惜使基督圣道和凡俗宗教哲学乃至异端邪说相妥协,美其名曰适应时代的需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