壹 哲人的偏差

基督圣道,所以被世人,特别是哲人学者,所蔑视厌恶,反对抛弃,深闭固拒,认为愚拙,其因虽非一端,就其最基本的而言,或可说是由于哲人的偏差。圣经早已警告世人,「你们要谨慎,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(原文为Philosophy,可译作哲学)和虚空的妄言,不照着基督,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,就把你们掳去。」(西二8)所以本书开宗明义,特别要对千千万万被哲学所「掳去」的人,敬先致其诚恳的忠告。

世俗的哲学,乃是「内在哲学」(Immanent Philosophy),人本质学,其本质乃在崇拜理智。神化自我,这乃是一种亵渎的叛道的宗教行为。此种哲学,根本昧于人类与真神的关系,或「虽然知道上帝,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」(罗一21),从而造成了一种歪曲的宇宙人生观;失诸毫厘,谬以千里,实为人文主义的文化没落解体的症结,亦为教会和「自由神学」腐化堕落的厉阶!照柏拉图的说法,人类的知识,乃是内在的。他以知性为真理的基准,以人心僭登上帝的宝座;从而使真正的「实在」(Reality),成为一种虚妄的幻想,使哲学成为己心之奴隶,永不能窥见宇宙的本相与真源。希腊哲学,自柏拉图、亚理斯多德以降,率都以知性为本,而不以上帝为主,才使人类与上帝,失去了应有的宗教关系。计尔生氏(Elienne Gilson)尝有言曰:西洋文化的历史,虽以希腊为开端,但古希腊哲人,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上帝观。人类文化,所以与神脱节,成为无根之木,发生没落解体的危机,其症结实源于此。盖本立道生,如果我们文化的建设,没有「磐石」的「根基」,而「盖在沙土上」,其必「倒塌」(参阅太七24一27),实乃理有必然,势所必至的结果。

宗教改革以后,教会首领,除了加尔文以外,却又忽视这个基本问题,未能掌握文化哲学的领导权;没有道化世界,使神学作人类知识的基石;反而让世俗的哲学家,喧宾夺主,以为乱真,杜撰一种「自然神学」(Natural Theology)。自所谓「近代哲学之父」笛卡儿(1596一1650)发表他的名言,「我思故我在」( Cogito Eago Sum)以后,近代哲学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,排斥传统的旧说,不受神学的束缚,谓学问之道,首贵怀疑,一切知识,唯有求诸自我之理性,这才使近代人类远离真神;他们的「生活、动作、存留]都在乎「自己」,而不在乎上帝(参看徒一七28)。他们崇拜自我,自立「人极」;以自我的理性,为判别是非真伪的基准。殊不知笛氏最大的错误,乃在以「我思」与「所思」,混为一谈。盖一为主观的「理念」,一为[理念之客体」;人尽可想入非非,但不能保证想像的「理念」与所想的「客体」之确实合一。

启蒙运动以后,有所谓经验主义的科学的宇宙人生观勃兴。这种思想,先后经过了休谟、康德、达尔文等学说的影响,复日趋发展,从而形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洪流。现代人对于上帝的统治、上帝的启示,种种观念,益复格格不入,难于信受;认为宇宙的实在,仅为「自然」的产物,而所谓人类,亦只是「动物之一种。」自笛卡儿到杜威,整个哲学思潮,可说乃是从「超自然主义」(Super Naturalism),沦为「自然主义」(Naturalism)。 史宾格勒(Oswald Spengler)在其名著《西方之没落》(Decline of the West)中尝指出:「降及近世,哲学日趋世俗化,不仅脱离了宗教,而且还肆意讥评宗教。近代哲学的精神,乃是以人为至上,除了人以外,没有更高的评判知识的标准。他们高抬人知,自立『人极』;但其结果,只是降低了知识论的水准,对于宇宙人类的究竟,不但不能自圆其说,而且人云亦云,卑无高论,陷于窠臼,毫无创见。」

事实上,近代哲学,实较科学,更为敌视圣道。自本世纪以来、所有重要哲学家,如罗素(Bertrand Russell),如葛罗奇(Benedetto Croce),如杜威(John Dewey)等等,都是强烈的无神论者。杜威认为「超自然主义」,乃为近代文明进步最大的障碍。德国实存主义哲学家海德格氏(Martin Heidegger),甚至歌颂尼采、马克思的无神论,认为足以涤除拜偶像的思想。殊不知尼马二氏的哲学,反而造成了希特勒、史太林等新偶像!海氏的得意门生,法国实存主义者,萨德尔氏(Jean Paul Sartre)更趋极端,竟说为求贯彻个人的自由,便要宣告上帝的死刑!一九五一年《纽约时报》(N. Y. Times)发表他们研究的报告,略谓详细查考本世纪一百部重要哲学名著,其中基督徒不及八人,而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强烈反对基督圣道!

从另一面看,人类悖逆上帝,不信圣道的结果,卒令人文主义的文化没落解体,世界各国的情势,每况愈下,日趋恶化。近代哲学家,失望悲观之馀,又在酝酿一种思想转变的运动。例如,在一九三○年前,寇克迦氏(Soren Aabye Kierkegaard l813一1855)乃被称为「丹麦疯子」( Mad Dane);但是在这三十馀年以来,寇氏几乎变成了一位时代的宠儿;他的思想,在哲学界,甚至在神学界,都有感人的魔力。近代人因为对于天真的乐观主义以及浮浅的理性主义,怀疑失望,于是趋向一种悲观主义。这乃是对于启蒙运动,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反动;以及对于人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怀疑。他们开始憬悟,人类智慧,不是俱足;科学技术,亦非万能;而宇宙人生的真理,尤非人智所能穷其究极。这种废然而返的态度,本来可以因势利导,促其悔改,皈依救主,信奉真神;惟是属血气的自然人,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(林前二14),尤以人类本性受原罪的侵蚀,已经败坏,不但「故意不认识上帝」(罗一28),而且还敌对上帝,不信上帝的启示,遂流为一种极端浪漫自由的实存主义(Existentialism);这乃是一种虚无的思想,敌视上帝的假宗教。诚如经云:「这些人是无水的井」(彼后二17),虽曰陈义高深,却无生命活水。「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,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」(彼后二19)!而且这种所谓转变,究其实际,乃是换汤不换药,仍是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桎梏。因为实存主义者,虽是极力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;但是他们仍是极力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,萨德尔氏甚且因此要宣告上帝的死刑,这显然乃以人为本位,人为至上,因此还是落入他们所反对的人文主义的陷阱!

于此,我们好像看到一幅有趣的图画,自古以来的哲学家,因为他们的根本偏差,好比狂欢节中一群小孩子,在那里玩轮盘游戏,转来转去,终是那一套。他们既悖离真神,不信真道;崇拜自我,自立人极;整个哲学的历史,虽似千变万化,推陈出新;其实乃是不脱窠臼,循环往复,徘徊傍徨;且复过犹不及,「扶得东来西又倒」(朱晦庵语),充分表露其惶惑不安之感。然则,他们自己既悖乎圣道,陷于「惶惑」,无以自拔,复何望其能指示人类共由之达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