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贰章  圣灵的使命

 

   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,可说是圣灵的时代——三位一体的真神之第三位。照上帝的天则与大计,圣灵所负的重大使命,乃是要贯彻并完成圣子救世的大功,使那些上帝所拣选的灵魂,能够称义得救。使徒们在世的时候,乃是由三一真神的第三位,圣子主耶稣基督亲自引导他们;我们乃正如使徒们那样,现由三一真神的第三位圣灵亲见引导我们。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亨利孟宁(Henry Elware Manning)

 

绪  言

   「圣灵论」乃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题目。在这末世的时候,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,尤有重大的意义。教会由于那应称颂的圣灵内在的管制与同工,大家的心志得到训勉与激励,而且对他本身和对世界充满了空前的最大的希望,世俗的宗教,都不是出自圣灵,乃为「理学(英文本为哲学),和虚空的妄言,不照着基督,乃照人间的遗传,和世上的小学」,把千千万万的人「掳去」(参西二8)。著者在外邦黑暗里五十年之久,仰蒙天父「上帝丰富的怜悯,因他爱我的大恩大爱」,竟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,赏给(我),使(我)真知道他;并且照明(我)心中的眼睛,……」(参弗一17~23,二4);使我「出死入生」(参约三16,五24);「眼睛得开,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」(徒二六18),成为「新造的人」,「心志改换一新」,始行了悟,唯独基督圣道乃为纯正无瑕的真道。圣灵乃一直在动其善工,引导神的仆人,传扬福音,在末世结束以前,必有一个教会复兴运动,而形成一个普世性的「五旬节」。此非乐观的幻想,而乃已有许多的征兆;此乃上帝的心意和目的,并为人类迫切的需要,以及殷切的盼望。

 

壹  时代的逆流

    但是从另一面看,亦有时代的逆流。语云:「道高一尺,魔高千丈」,我们不可漠视,以为不足介意,尤不可迁就妥协,以为「道并行不悖」,「殊途同归」;而应遵照经训,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,竭力的争辩。」(犹3)并且要把我们「心中盼望的缘由」,「常作准备,以温柔敬畏的心,回答各人。」(彼前三15)纵观时代的逆流,大概的说,可分三种:

    其一为唯物主义,否认或漠视超凡的和属灵的事,仅仅注意甚或专门集中心力,以谋外表的物质生活的改善。「他们的神,就是自己的肚腹,……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」,使徒保罗「流泪的告诉(他)们,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!」(腓三19)现在唯物无神统治下铁幕的惨状,千千万万的人民,惨遭屠杀而沉沦,便是其明证。关于唯物主义之妄,著者另有专书详论。

    第二种时代的逆流,乃为怀疑主义,他们自作聪明,专门吹毛求疵。例如英国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(David Hume),不信基督圣道,否认人类心灵存在,凡是未曾经验,未经目见的事,他一概不信。他完全用纯粹呆板的自然律来解释宇宙,乃至宗教道德问题。趋时学者,此倡彼和,这种思想,日趋猖獗,竟至震憾基督教国家,和超自然主义,分庭抗礼。时人的思想生活,有意无意的,都被这种「皮相之见」所迷惑和支配。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,也稗阪其说,高呼:「拿出证据来,」气焰万丈,一面「打倒孔家店」,一面「反对基督教」,为无神唯物的运动铺路,造成民族国家空前之惨剧。而台湾反为胡氏建立铜像,实为民族思想破产之危机!照社会学家的研究,仅重感觉的「感官文化」(sensate culture)乃为人类灾祸之根源。由于他们注重感官,要凭目见,就流为一种实证主义。此派偏重低级的感官,否认永恒不变的真理。语云:「行而上者,谓之道;行而下者,谓之器。」此派乃降低认识论的境界与水准,势将导致心灵之没落;且「心为形役」,囿于现象,事实上思想已失去了真正的自由,不能得真正的认识,乃如「井蛙窥天」。他们标榜科学,事实上却根本不懂科学。科学的假设,必须超越感官的能力。例如「万有引力」(Law  of Gravitation),乃决非单靠感官所能发现。于此可见他们的「知识论」和「认识论」不仅幼稚,而且谬妄。若照其说,势将阻止科学进步,甚至还要毁灭科学!真正的科学,和神学绝无冲突;而且「本立而道生」,神学乃为科学之母,且复后被称为「百科之后」。史家汤恩培(Arnold Toynbee)且谓「人类历史,乃是向神学迈进。」上帝乃是全知的,绝对无误的,此乃科学家信仰的根基,深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,必有一个可知的、合理的秩序与体系,有加精心探究的必要,本此信心,故有现代自然科学之发展,英国科学会曾由六百余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共同签字,发表宣言,认为上帝的话一面写在圣经上,此即神学;一面写在自然界,此即科学。实证主义,不但在理论上谬妄,而且还有实际上的祸害。他们不但因为认识论的浅薄,如「井蛙窥天」;尤且如「盲人瞎马」;倘由他们来领导时代,则必如「瞎眼领路的」,两者「都掉在坑里」(太一五14;路六39),岂不要使人类沉沦!他们一则不信永恒不变的真理,势必令学术文化失去可靠的真理的基础,从而使人类文化陷于真空。二则,因为没有永恒的真理,结果伦理道德亦失去其固定的准则,此又将令人生失去其崇高的价值与理想,从而消失是非善恶的意识与观念,沦为「道德的相对主义」(Moral Relativism)和虚无主义,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:「祸哉!那些称恶为善,称善为恶;以暗为光,以光为暗;以苦为甜,以甜为苦的人。」(赛五20)现在最高学府,神圣「教会」,竟提倡所谓「新道德」,「环境伦理」,诲淫诲盗,不但不以为非,甚且企图修改上帝的十诫!亵渎上帝,莫此为甚,势将令社会国家沦于虚无主义的无政府状态。三则,实证主义者,既徒重外表的感官和「行而下」的现象,此乃降低了认识论的水准,此乃人类心灵没落的厉阶,其祸所及,势将令世界人类,失去其灵魂,而「将死在其自己的杰作(科学)的刀锋之上,」此乃人类自杀之悲剧。著者心焉忧之,特著书警告世人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第三种逆流,可说是理性主义。这一派的学者,误以理性即为真理,一切知识乃由理性演绎而来,毋须上帝的启示。此种说法,不但基督教学者,加以反驳,即世俗学者,也不能苟同。例如,一个天文学家,不能仅凭逻辑,知道行星的确数;要知道天文学,并求天文学的进步,必须摒弃这种理性主义。理性主义,不仅不能使人知道上帝,且又不能得到任何真正的知识。职是之故,理性主义者也不能不自己承认他们的缺陷。因此,他们就又有一种所谓「新理性主义」(Neo-rationalism),起而加以修正,认为知识乃仅为一个学习的程序。语云:「做到老,学到老」;又曰「学无止境」。知识必须时加修正,并非就是真理。知识并非起自单纯的因素,既非起自「感官」(sense),亦非起自理性。所谓「先天的理性,仅为个人主观的臆测与想像,并非正确无误的知识。据心理学家研究,理性和感觉,均须待经验而后发展,而惭形充实,未有生而即有完全之理性,此乃为新理性主义者对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。但是无论是新理性主义,或传统的理性主义,仅有程度上的不同,乃为「五十步与百步」,都不能「领会上帝圣灵的事」,并无本质上的区别,我们还要进而加以批判。

    理性主义根本的弱点,乃在不离自然主义的本质,故被自然主义所捆绑。自然人的理性,乃和自然主义形影相随,无论其如何聪明,如何博学,终不能脱离自然主义的捆绑,终不能「领会上帝圣灵的事」(林前二14)。人本来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(创一26~27),但是始祖受了魔鬼的试探,悖逆了上帝,遂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」,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,就是……邪灵」(弗二1、2);又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,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……。」(林后四4)所以主耶稣说,「人若不重生,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」(约三3、7);也不能「晓得真理……得以自由」(约八32)。因此理性主义,不能代表真理。

    人类的根本问题,乃为始祖之叛神而堕落(创三),且复不知悔悟,妄想造塔通天,传扬己名,反而变本加厉,变乱口音,分散天下(创一一)。文艺复兴以后,高抬人智,益复「予智自雄」,目中无神。苏俄革命首领,社会学权威,苏鲁根博士说,此乃重蹈始祖的覆辙。所以人类当根本悔悟,不再崇拜人的理性,「以人为万事的尺度」;而当仰望至圣至善,全智全能的上帝,使他「在万事上层首位」,则他必使我们和他「一同坐在天上」(弗二6),从而提高我们人生的境界,脱离人文主义,自然主义,理性主义的捆绑。

    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知识论,虽有偏差,但在他所著的《法律论》中,却说「上帝应作万事的尺度,因他有超过世人最高的标准」。可见他亦感悟到人不能作万事的标准。可惜数千年来,中外古今,哲人学者,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,以误传误,习非成是,惑于卜洛泰哥拉(Protagoras 480-410 B.C.)之言,以「人为万事的尺度」,致被「虚空的妄言,人间的遗传,和世上的小学」所「掳去」。(西二8)这实为人间惨烈的悲剧,世人却习焉不察,盲目听从魔鬼,向「人学」看齐,趋之若骛,偏以为正,自甘灭亡(参箴一四12,一六25),奥古斯丁悟道以后,在其《忏悔录》中大书特书说,他能从柏拉图哲学的罗网中得到释放,实为生平最大的乐事。奥氏早岁著作,以为寻求真理,有两条道路,一为人的理性,一为神的启示。得救以后,恍然大悟,血气之伦的「自然理性」,因受罪恶侵蚀,已经腐化,绝不能作为知识之源,真理之路。他又认为信仰与理知并不冲突,但应明辨其本末,分别其主从。信仰并不悖乎理性,理性应分别为圣,作为信仰的工具与仆役。奥氏谓:「人若不信,则不能知」(Nisi  Credideritis,Non Intclligetis),故其名言曰:「人当以信求知,因为上帝乃为人类知性之源,也是真理的保证者。」「上帝的奥秘,就是基督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,都在他里面藏着。」(西二3)奥氏认为外邦假神,不能予人智慧,只能使人愚妄,且无善恶标准,并使民德堕落。因此奥氏认为一切异邦哲学,乃是毫无价值,毫无希望的无稽之谈,荒谬之论。他对当时一般模棱两可的「折衷派」与「骑墙派」之谬见,妄以为基督圣道可与新柏拉图主义相合流,大加驳斥,呼吁圣徒,应当维护真道,反对异教,千万不可妥协。我国乃为文化历史悠久之邦,一般士大夫,以为「道并行不悖,乃殊途同归」,因此不但有些信徒,也不免受这种传统思想所支配;甚至教会学者,且竟还想把基督圣道,和儒释道各种宗教文化思想,互相混淆,美其名曰「本土神学」,更可憾者,于斌总主教,不明《孝经》一书的真谛,竟提倡「祭祖运动」,殊不知宋儒欧阳修早经大声疾呼:「祭而丰,不如养之薄。」著者已另著书详论。

    可惜还有若干神学家,惑于理性主义,一反奥古斯丁之道,「崇人」「抑神」,想从圣经回到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,从「神本」降为「人本」,高抬人智,怀疑圣经,美其名曰「科学」,反对超自然主义,不信天启灵感,提倡所谓「理性的神学」,「理性的宗教」,妄以「人智」反对「神智」;复藉所谓「高级批评」的美名,论断上帝,批评他的话(圣经),实属大逆不道;此乃等于「螳臂当车」,实属不自量力,自取灭亡!著名科学家巴斯噶(Blaise Pascal,1623~1662),乃为旷世长才,但其在科学的证明与成就,初未能满足其灵性的要求,尤不能令其了悟人生之奥秘,以是痛苦烦恼,无以自遣,尤感人若离神,其境殊惨,而科学哲学,又都无由令其认识真神;失望之余,遂读圣经。某夕展诵约翰福音,神忽向其显现,当年摩西在野外牧羊所见荆棘中的火焰(参出三),充满其室,上闻主声,曰:「亚伯拉罕的上帝,以撒的上帝,雅各的上帝,不是科学家的上帝,不是学者的上帝。」自是转迷成悟,始知人的理性,不能通神;遂摒弃科学,粪土万事,面对真神,获大平安,得大喜乐。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之事。巴氏特加笔录,复以羊皮纸郑重缮正,缝于襟内,终身未尝告人,及其去世,始被发现,今仍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。巴氏悟道以后,即赴凡尔赛附近之修道院灵修,又亲闻主声,向他启示,略谓:「余在十架,即已念汝,点滴之血,亦为汝流。」巴氏大受感动,双膝跪下,俯伏主前,愿献全身,以为主用;谦抑自卑,判若两人。遂彻底了悟,寻求上帝,非藉人智,端赖圣经;人生奥秘,唯有十架,可予解答,复著《沉思集》(Pensies)一书,见证圣道。这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见证,正可促迷信科学哲学的理性主义者之醒悟。十余年前著者得一位读者来信,自叙他信主三十多年,且曾研究神学,并在教会事主二十多年,但仅有头脑知识;偶于友人处见有拙著《人文主义批判》一书,借而读之,当晚恍然大悟,奇妙得救,深感重生之乐,彻夜跪在主前,赞美祈祷,此亦可令理性主义者,深切反省。还有迷信理性主义的中外读者,高抬人智,敌挡圣道,顽强反教的知识青年,读了拙著以后,来书自铰其有奇妙得救之神迹,例如有一位美国青年,当其展诵余书,忽从书中发出奇妙白光,救其脱离着魔的苦境,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,遂研究神学;或则由书中发出奇妙大力,把他击倒在地,痛哭流涕,悔改皈主,献身宣道,大足使迷信人智者警悟。

    文艺复兴以后,理性之刃,脱颖而出,到了十八世纪,由于启蒙运动之勃发,理性主义风靡一时,支配人心,流弊所及,遂使心灵没落。照上文所言,理性主义乃受自然主义之捆绑,因此对于超自然的基督圣道,格格不入,怀疑不信,于是又与怀疑主义结盟。当时启蒙运动的健将,就是上文所讲的怀疑主义者休谟。他便风云际会,承陆克(John Locke)经验主义的余绪,大倡其怀疑论,力斥超自然信仰,否认人类心灵之存在,其说震撼基督教世界。休氏的所谓杰作《人性论》(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),竟被尊为世界名著,其实当其执笔之时(廿三岁开始,廿六岁脱稿),尚为一位血气方刚,学养未深的青年。其立说之偏差,即就其本人在该书出版后不得不加以修订而言,即可自证其有瑕疵。休氏后在其《神迹论》(On Miracle)一书中说,他所以不信死人复活等神迹,乃因这种事,为空前所未见,无可证实;其立论不仅幼稚浅薄,且正自证其乃如「井蛙窥天」。此非著者对休氏的苛论;休氏后来读了黎德(Thomas Reid)之书,即大有感悟。不幸世人中了理性主义之毒,竟盲目附和休氏之说,诋毁圣道,他们最动人,而实谬妄之说,便是以为基督圣道为文化进步的障碍;殊不知事实上乃却适得其反。西洋近代文化之进步,乃正受基督圣道之赐,史实俱在,无可否认。柏提耶夫(N. Berdyaev)一针见血的说:「基督圣道,乃为近代科工发展之母。」法儒夏都白理安(Chateaubriand)说:「基督教乃是最合乎人道,最利于自由及文艺之发展,近代科学,农业……之进步发展,实均受基督教之赐。」教会史权威斐理夏夫(Philip Schaff)说:「基督教乃为欧美民族新生之动力,文化之保姆。」著名布道家和宣教士,如卫斯理(John Wesley)、李文斯东(David Livingstone)、威廉卡莱(Wm. Carey)、威廉蒲斯(Wm. Booth),以及基督教大政治家,如格拉斯顿首相(Wm. Gladstone)和林肯总统(Abraham Lincoln),对于英、美、以及非亚各洲之贡献,亦为基督圣道造福人类之确证。近代奴隶之解放,贫民之救济,疾病痛苦之解除,妇女地位之提高,经济之繁荣,政治之改革,教育之普及,文化之发展,……乃均受基督圣道之影响。最初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东北面的大学,在一一九所之中,一○四所乃都为基督教学府,且均有教堂。哈佛、耶鲁等著名学府,复设有神学院。不幸以后渐为人文主义所冲淡,失去固有纯正之信仰,此乃前哈佛大学校长在该校所剀切指陈。耶鲁大学校长特怀德(Dr.Dwighi)亦感慨地说,反基督教的教授每在讲堂中对学生大发议论,诋毁圣道,而基督教教授则噤若寒蝉。推求其因,乃为理性主义之流毒。

    前德国哲学家倭铿(Rudolf Christopher Eucken,1846~1926),晚年忧心世变,深感人类宗教生活之堕落,力辟唯物主义、自然主义之谬妄,认为人类之责任与权利,首当致力精神与灵性的奋斗,认为此乃人类最神圣的使命;可惜虔氏虽有此宏愿,他在神学上却未完全摆脱理性主义的捆绑,致他在基督教义方面,不免有偏差,实属可憾。于此更可看到理性主义流毒之深重。

    我们检讨人类近代的历史,可以看到四个特征:⑴十七世纪,可说是理性主义时期;⑵十八世纪,可说是启蒙运动时期;⑶十九世纪,可说是科学昌明时期;⑷二十世纪,则为人类危机时期。进一层看,可说:十八世纪,乃是理性要想毁灭圣经的时期;十九世纪,乃是理性要想毁灭上帝的时期;二十世纪,乃是理性要毁灭人类的时期。所以现代人类之灾祸,追溯其源,乃以理性主义为厉阶。人的理性,乃是人的死敌;人类敌人,乃是人类自己。

    魔鬼一贯的计谋,便是要引诱世人悖逆上帝,上述三种时代的逆流,追根穷源,乃是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,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作崇的杰作。」人本来是「照上帝的形像造的」,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」(创一26、27;弗四24)上帝差他独生子,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,作人的救主,乃是要叫「凡接待他的,就是信他名的人」,有「权柄作上帝的儿女」(约一12),但魔鬼却偏要引诱始祖吃上帝所严禁的「知识树」(The tree of knowledge,中文圣经作「分别善恶树」)上的果子,便想「如」上帝有智慧(理性主义),这才一失足成千古恨!世人应恍然大悟,勿再随从魔鬼的计谋,须即悬崖勒马,从永远灭亡之途转回来「从撒但权下归向上帝」,从理性主义(「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」)的罗网中释放出来,得着「从前所隐藏(的),上帝奥秘的智慧。」(参林前二6~10)「拿着圣灵的宝剑,就是上帝的道」(弗六17),来和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,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」(弗二2)争战,以扭转这时代的逆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