叁  圣灵是教会肢体相爱的活力

    圣灵所建立和治理的社会,不是一种阶级制度,而为一种弟兄关系,手足之情。若和世界上一切集团相比,这种「社会」,就关系说,乃是最亲密的;就范围看,乃是最广泛的。其构成的肢体,结合在一起,并非用人为的方法,例如宣誓和保证,而乃为生命与爱心的关系。其最基本的动机,不是交相得利;而乃为舍己为人,使人得益;其凝结的力量,不是图谋私利,而为牺牲的热血。

    古圣孟子见粱惠王,对粱惠王说:「王何必曰利,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,何以利吾国;大夫曰,何以利吾家;士庶人曰,何以利吾身;上下交征利,而国危矣!万乘之国,弑其君者,必千乘之家;千乘之国,弑其君者,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,千取百焉,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,不夺不餍,未有仁,而遗其亲者也,未有义,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,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。」此乃我国古圣先贤建立社会国家之基本要道。其舍利而重仁义之说,自无可非,但儒教的本质,乃为一种人文主义,他们没有正确的上帝观念,他们敬拜的对象,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,乃为一种抽象的「天」。所以他们没有崇高的天国观念,仅想建设一种福利的社会。而他们所强调的仁义的道德观念,从其标准说,乃仅为人的自义;此在至圣的上帝面前,「都像污秽的衣服」(赛六3、5,六四6);就其境界言,充其量,仅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乃限于「天下」,而非在「天上」,不能使人作「天上的国民」。但圣经说,若不「求在上面的事」,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,结局就是沉伦!」(参腓三19、20;西三1、2)再就其道德的实践而言,他们修身行道,乃仅靠自义自力;终苦力不从心。甚至孔子,虽被尊为「至圣先师」、「万世师表」;但他却自承「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」,并有「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」之叹。几千年来,儒家有一个最大的难题,就是「知行不能合一」。明儒王阳明倡「知行合一」之说,著者在未蒙恩得救以前,醉心王氏之说,强调「力行」,改名「力生」,倡导「自力主义」和「自力救国运动」;大声疾呼,企图复兴民族。几乎成了「教主」。但是到了一九五○年著者应聘前往印度讲学,妄想展开自以为「救世」的运动。孰知我行抵中途,上帝因他无限的慈悲怜悯,从高天伸手,阻余前往,(参诗一八16)从灭亡之途转回来,遂恍然大悟;并受圣灵的感动与启示,读经常常流泪,证道滔滔不绝,且令教会首领惊奇。从此以后,我的宇宙观、社会观、文化观、宗教观,以及人生观,就发生革命性的根本改变,就尽弃所学,粪土万事;辞去高位,以五十余岁之高龄,重作学生,潜修神学,著书弘道。仰赖神恩,中英拙著凡八十余种,中外读者,且有奇妙得救之神迹。

    此绝非挟一种教派的偏见,来菲薄儒教,盖著者早岁不但沉迷三教,且尤醉心儒教,我的名号,即表明我乃推崇宋明理学家,原名「渊若」,乃示敬慕宋儒陆九渊;别号「力生」,倡导「力行」,乃为发扬明儒王阳明「知行合一」之说。后又受邪灵迷惑,谓为儒家泰斗欧阳修转世。于是受士大夫推重,创办「江南大学」,于故乡太湖之滨,礼聘当代儒家宗师钱穆(宾四)等为院长;占地五千余亩,以为复兴中国(儒家)文化宗教之中心,妄想消灭基督圣道;且前往印度,企图扩大此项运动。何图因神奇妙的救恩,竟会在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关头,出死入生,转迷成悟;从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。始悟以往所抱的宏愿,所有一切著书立说,奔走呼号,且复坐言起行,参加实际政治,一番修齐治平,兴邦建国,利民救世,建立理想社会国家的雄图大略,满腹经纶,乃为天真空想,痴人说梦。徒令「那坐在天上的发笑」(诗二4)。此乃圣灵在我身上施展之奇功。

    甚至有一位反对教会,敌挡圣道,认为「一个真正中国人便不应接受基督教的儒家学者,也不能不承认儒家的缺陷与虚妄。他说:『圣贤人格,……无论升到如何境地,其所体现的,毕竟不可能是天道或上帝的整全,毕竟只是其部分,这就是所谓「圣人的悲剧」』!这乃是反基督教的懦家学者自己的供词,承认圣贤的努力不能达到『上帝的整全』,自证其所信的虚妄。」但是我们深究中国儒家所以不能「知行合一」,他们「修、齐、治、平」的大道,所以不能实现,不能建立和平康乐的理想的国家社会,其症结所在,用最简单的道理来讲,乃是因为他们缺乏实践的动力。所以一切理论学说,良法美意,都是徒托空言,画饼充饥。甚至王阳明「知行合一」之说,结果亦难免「圣人的悲剧」。这一个实践推行的动力,好比一辆汽车所需的发动的汽油,这发动的汽油,便是圣灵的大能。儒家的道理,因为缺乏这发动的圣灵的大能,结果,从孔子本身说,他自己承认「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」;「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。」就国家社会说,士大夫「知行不能合一」,而其倡导的「修、齐、治、平」之大道,也无从贯彻。数千年来,合久必分,「治久必乱」,战祸频仍,民不聊生,四维不张,廉耻扫地。不能建设「礼让为国」,康乐协和的理想社会。

    国之本为家,人在家庭里面,即须时时刻刻学习操练无私的功课,庶不致流于自私自利;同时他又须知道他乃是一个社会的动物,在本性上,渴求与人交契,不可离群索居,独善其身;而在教会方面,则又有一种更崇高的事工,在其属灵的本性上,尤须积极参与,以免随俗浮沉,贪爱世界。但虽然如此,却又不可趋于极端,过犹不及。质言之,不可因为同情社会,从而抛弃家庭;或是到教会以外去,寻求灵性的帮助,从而落入旁门邪道。在两种家庭里面——「社会的家庭」,「属灵的家庭」,两者都要有爱心的结合,而其最高最圆满的目标,乃是「天家」。

    基督圣道乃是一种社会的宗教,而彼此和好的精神乃为其显著的特征。基督教会权能主要的要素,乃在培养她在社会的影响,发出其「光」「盐」的作用。她要成为在当地社会的中心。现代教会如要负起其社会的使命,首应培养其社会的精神。但是有些教会,不辨本末,不知「道化社会」(Spiritualize the Social)乃竟反其道而行之,反被「社会」「同化」(Socialize the Spiritual),不信福音,伦为一种「社会福音」,使教会名存实亡!他们背道而驰,体贴肉体,而忽视属灵的事。

    殊不知事实上乃适得其反,如果真要使教会在社会发生作用,首当使之「道化」(Spiritualization)。此乃我国所谓「务本之道」;乃是上文所讲的,实践推行的动力。譬如一辆汽车所需的发动的汽油,亦即为圣灵的大能。据《老市民》一书的著者观察,美国新英格兰真正的教会复兴,其结果总是会唤醒群伦,激起一种新的社会精神。这种精神的影响,会化除阶级的观念,医治隔阂猜忌的病态,而彼此亲善的气象,就充沛社会。那些得着圣灵的人,就能同感一灵,彼此一心,不会尔虞我诈,同床异梦。他们的爱心就把他们结合成一个属灵的团契,这属灵团契里的成员,就能得着一种属灵的团结的活力,就能形成一种弟兄之爱,彼此相爱,正如他们爱主耶稣基督一样。上文曾讲,孟子见梁惠王说:「上下交征利,而国危矣!」所以自古以来,圣贤立说,圣君治国,都知重仁义,而不为利,但因没有得着圣灵——发动推行的力量,以是「知行不能合一」,不能建立协和的社会,甚至敌挡圣道,反对教会的儒家学者,也不能不叹曰:「圣人的悲剧!」但是他们如果能够皈依基督,万王之王,万主之主,万福之源,藉着圣灵的大能就能建立亲亲仁民,仁民爱物,骨肉相亲,肢体相顾,和睦同居的社会(教会),因为圣灵是教会肢体相爱的活力,而非一般社会任何动人的努力所能企及的。